摘 要：治理腐败并构建起一国赖以生存进步的廉政体系绝非朝夕可就。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改革政府治理模式，通过党、政法律分类化、组织设置弹性化、政府内部市场化、监督主体多元化等措施，循序实现立法专门化、监察机构独立化、公务员去官僚化、监督社会化等改革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监督制度化与社会化，构建起国家与社会共同监督、预防的中国式廉政体系。
关键词：治理腐败；中国；廉政体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29-08
一、问题的提出
腐败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各国政府治理的国际性难题。近期，无论是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突然曝光的豪宅，还是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省部级官员频频落马，均与腐败脱不了干系。追根溯源，腐败是伴随着组织的产生而形成的权力异化现象。诸如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国体系的官僚阶层中人尽皆知的“陋规”、13世纪亚述文明时期关于政府高官与亚述公主间贿赂的史料记载等无一不是腐败的表现。“如果说腐败问题在工业化国家十分严重的话，那么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腐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危机。后面这些国家痛苦地发现，由政府领导或政府指导的，旨在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来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最终是失败的。”[1]腐败腐蚀着国家社会机器、破坏社会良俗。腐败问题长期困扰着一国政府，使民众对其深恶痛绝。
关于腐败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腐败的表现、成因、影响与对策展开。
首先，关于腐败的表现形式。腐败现象尽管表现纷繁，但其形式不外乎两类，一种发生在提供“符合规则”的公共服务或合同的时候，一种则是发生在“违反规则”地提供服务或合同的时候。[1]（7）同时，由于腐败现象的复杂性，除了常见的贪污、受贿等违法违纪现象之外，还有大量游走于规则与程序边缘的“边缘腐败”现象。[2]此外，受社会制度与体制安排、权力的监控、国民与官员的素质、反腐败方略的设计等因素的影响，特定时间内社会特定阶层中腐败行为发生的规模、涉及的范围、腐败主体的绝对值与相对值以及腐败行为的烈度、性质等也不同，即腐败的频度也是存在差异的。[3]同时，腐败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与侧重点，例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然而，腐败归根结底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政府机构存在的行政腐败，分析政府公务人员通过其职位而控制、影响政府行为的不当得利行为。
其次，关于腐败的成因及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以往学界主要从史学、政治学角度论述腐败的成因，如吴思的《潜规则》。吴思通过对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体制使得官吏拥有合法的祸害别人的能力，并由此作为整个古代官僚集团的看家本领，即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4]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古代官场腐败的分析深刻、形象、入木三分，且对当前我国反腐败研究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根据实践的需要，学界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领域展开，主要从腐败问题与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收入平等化间的因果联系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通过统计数据、建构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驳斥了腐败通过间接激励政府雇员、减少行政羁绊从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谬论。如阐大学、罗良文“利用多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体制很不健全，政府管制较多，通过腐败能使资源按私人部门的意愿进行分配，有利于私人投资者避开政府蹩脚的政策和低效的管制，促进经济增长，但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是暂时的；对于我国而言，目前处于倒U型的右半部分，即腐败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5]第二，还有学者利用 1999-200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出，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程度，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6]地区腐败治理不仅可以影响本地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还能够对相邻地区的政府支出水平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地方官员腐败进行统筹治理。[7]第三，通过对各省经验数据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中国的腐败显著地扩大了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第四，目前腐败还出现了“权力家族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权黑联姻腐败”、“权力司法腐败”等新的趋势。[8]显然，学界目前着力对于腐败问题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成因及造成的危害性进行了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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