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刑法志》中曾载，张斐在对《泰始律》中的关键术语予以解释时提到：“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此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唐朝之时，这种本土语义运用得更为明显，例如，作为封建中国法律发展史中“立法典范”的《唐律疏议》中关于“十恶”、“八议”、“官当”的制度性规定，使用的就是一种中国法学的本土语言与语义体系。朝鲜的《高丽律》、日本的《大宝律令》、越南的《刑书》，大都参酌唐律而制定，而且不少都是用汉字来记载的。正是有了中华文明的法学语言、法学语义与法学实践，中华法系才凸显出独特的魅力，也才会形成由先前的中国疆域扩至包括上述诸国在内的、横跨亚洲的世界法系之一。
台上以法学知识为例，将其现代历史与传统历史做对比，其意在为中国传统知识特别是法学知识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一个比较。从这种“历时性”的法学知识秩序比较中，我们可以得知，
若要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中国法学”的秩序建构目标，离不开我们从传统深处寻“根”，从而藉由传统中国的法意与法理来建构一套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由此出发，中国未来法学发展的基本秩序体系必然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但同样具有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规则与意义体系。当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强劲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我们切不可有钱穆先生曾经提到的“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的消极心态[8]（p.32）。
传统不是落后，在现代面前，传统需要的是反思与重构；现代生发于传统，却又有别于传统，全球化需要的中国法学文明，一定是中国人自传统深处抽象、归纳、概括的法学文明。中国传统法学文明的智慧理性是生存之道、立根之本，抛弃了这个“道”和“本”，我们就失却了对于中国这一“想象的民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性认知。作为一介法学公民，我们得树立一个“文化自觉”的法学心态，以中华民族为身份符号、以传统文明为立思基点，于理论求索、学思爬梳中渐增文化自信，最终由“主题中国”的法学秩序参与心态转变至“主体中国”的法学秩序建构心态，而这不仅是我们法律人的应然担当，更是法治梦、中国梦的应有之意。
注释：
①“主体中国法学”秩序乃是已故著名法学家邓正来先生最先提出来的。其所表述的是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位格”状态，即不仅要求中国法学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还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发出我们中国法学自己的“声音”，从而对全球化进程有所影响。与之相对的是一种消极参与、被动吸收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学术成果的“主题中国法学”秩序。
②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文明与文化，是参考法律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在法律人类学领域，特别是在十九世纪英、法等国的人类学家们看来，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是等同的。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之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就提出：“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有关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可参见：Vere Gordon Childe.Social Evolution.Henry Schuman，Inc.，2006，pp.535及Grahame Clark.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Cobbett Press，1946，pp.318.同理，在本文中，笔者常常亦是将文化与文明交替使用。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即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知识、智慧、理性等的一个复合体，以智慧理性为其特质表达形态。
手机版
欢迎光临汇博在线http://www.paper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