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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1900-1930）

一、从俄国到中国：Nihilist的传入路径

国人对于虚无党的书写大都言及俄国。实际上，俄国并没有中国人所谓的“虚无党”张西曼在与俄罗斯党人接触后得出俄罗斯确实没有中国人所说的“虚无党”的结论。（参见李长林编：《张西曼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6—67页。）蒋路则通过考证俄国史实推断俄国极有可能不存在国人意义上的“虚无党”，该词“纯属翻译上的讹传”。（蒋路：《俄国文史采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71页。），只有“虚无主义者”，从“虚无主义者”到“虚无党”经过了日本的转译或曰误译。1907年，周作人在《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中曾提示时人：“虚无党人（Nihilist）一语，正译当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涅夫（笔者注：屠格涅夫）名著《父子》中，后遂通行。”独应：《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天义报》1907年第11、12号合刊；参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卷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4页。1915年《繁华杂志》第6号刊文《俄国虚无党——党之名义及初次暴动》，论及时人对虚无党的理解时，指出“奶协黎司脱Nihilist（虚无党）乃由拉丁语泥耳（Nil）（无有）所出”。

国人将“虚无党”从词源学上追溯至西文Nihilist是准确的，而Nihilist在俄国并非屠格涅夫首次使用。1829年文学评论家尼·纳杰日津以“纳多乌姆科”为笔名在《欧洲导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普希金的文章，题为《一群虚无主义者》。据蒋路考证，1830-1850年代的俄国文学批评界已有对“虚无主义者”一词的使用，但意义不甚明确，有时与极端怀疑论同义，有时指与神秘论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蒋路：《俄国文史采微》，第65页。1862年屠格涅夫《父与子》问世，“虚无主义者”方才借助巴扎洛夫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在俄国流行开来，屠氏对巴扎洛夫的描绘也成为“虚无主义者”的新定义：用批评眼光去看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这一充满写实主义色彩的形象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意味着新兴平民知识分子对旧式贵族的反抗，在文学界亦收到了一定反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新人”们被评论家视作巴扎洛夫的同类，文艺批评家、《现代人》杂志编辑杜勃罗留波夫甚至被称为“虚无主义者中的虚无主义者”。然而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终究存在距离，克鲁泡特金评价“巴扎洛夫那种……单只否定一切的态度没有使我们得到满足……仅仅是通向‘新人’（笔者注：民主主义革命者）的一个过渡性因素。”蒋路：《俄国文史采微》，第66页。因此当时的民主派并不乐于以“虚无主义者”自诩，保守派则透过大量反对社会运动的文章和保守刊物《俄国导报》，滥用“虚无主义者”，冠之以蔑视道德、秩序和人类文明等贬义，用于诋毁当时的革命人士及其活动。

19世纪70年代之后，很多论述19世纪俄国文史的著作将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相关联，于是民粹主义鼻祖赫尔岑取代了巴扎洛夫成为其时最流行的虚无主义者代表，70年代民粹派如火如荼的“到民间去”运动和80年代初民意党的暗杀活动成为“虚无主义者”最好的注脚。当时的俄国革命家司特普尼亚克认为“代表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有两种样式：第一种即1860到1870年十年中的革命思潮，第二种则始于1871年直到现今（笔者注：1881年左右）。其中第一种是纯正的虚无主义者，第二种是革命党人。前一种运动除了在俄国外是无人明了也没有人能够明了，后一种运动却在西欧得着很大的声名。然而命运判定了前者无名于西欧而后者则以前者之名闻于世界”。［俄］司特普尼亚克(S.Stepniak)：《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16—17页。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暗杀，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曾自述他父亲称俄皇被刺是“虚无主义的恶果”，而他哥哥却是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者”。［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刁绍华、赵静男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08—309页。Nihilist在俄国的传播由文学论争而入政治话语，“虚无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亦由个体（巴扎洛夫、“新人”、杜勃罗留波夫等）至群体（民粹派、民意党），直接影响了日本对“虚无主义者”的理解和翻译，间接导致了“虚无主义者”传入中国时其话语范围的多重性和概念涵义的含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