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畅销书概念的界定，是当前畅销书研究中的一个最为基本却十分重要的问题。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并结合我国畅销书出版的历史和现实，可从畅销书发展的历史性、产生的自发性、销量的决定性、发布的客观性、销售的时间性、质量的复杂性等6个维度出发，提出比较科学的基本概念。 
　　畅销书 出版产业 大众文化 畅销书排行榜 
　　杨虎，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 
　　在出版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虽然畅销书已是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来回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畅销书？”按照通常的说法，“畅销书”（Bestseller）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是伴随着图书的销售排行榜而产生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采用。“畅销书”一词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西方学者很少对畅销书这一概念作严格的学术界定。在中国，畅销书这一概念属典型的“舶来品”，在今日中国学者的论说体系中，畅销书也是一个众说纷纭、并无定论的概念。笔者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畅销书出版的历史和现实，认为可从以下6个维度出发，对畅销书的概念作出较为科学的界定。 
　　一、畅销书发展的历史性 
　　畅销书是出版业发展和图书产品商品性日益凸显的必然产物，其历史十分悠久。图书本身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所有出版者的共同目标之一。畅销书首先要强调的是其经济效益，即通过大量销售图书这一文化产品，为写书人和出版商大赚其钱。从这个角度来看，畅销书的历史应与出版商品化进程同步。只要有出版市场和图书交易行为，就有可能产生畅销书。正如出版活动的出现要早于“出版”概念一样，畅销书的出现理应早于“畅销书”的概念。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着大量关于畅销书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已有畅销书，像唐代白居易的诗集、宋代苏轼的文集、明代的“三言二拍”、清代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红楼梦》，无一不是风行海内、影响甚广的畅销书。 
　　畅销书现象由来已久，这一点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赵航认为，畅销书现象早已有之，它是伴随着人类出版活动自然而然产生的文化—经济现象。[1]郭庆华从“我国图书进入商品流通市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书肆的出现”这一史实出发，推想那时“已出现了销售通畅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书籍”，这些书籍，可称为“萌芽时期的畅销书”。[2]曹之撰写的《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就专列一节“唐代畅销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以及《史记》《汉书》《老子》《庄子》及著名诗人的别集等等 。[3]孙文杰也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指出清代畅销书的品种很多，内容从启蒙读物、科举考试用书、通俗小说和戏曲到革命宣传读物、新式教科书及西学图书等，不一而足。[4]近现代以来，销量巨大的畅销书更是层出不穷，如《海国图志》《天演论》、四大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胡适的《尝试集》、张爱玲的小说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出版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畅销书排行榜开始出现并不断完善，畅销书在出版产业、大众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中国出版业开始进入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时代”。但并不能仅仅据此就说，中国的畅销书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就没有畅销书。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畅销书，首先应有纵深和宽广的历史视野。 
　　二、畅销书产生的自发性 
　　畅销书的编写、策划、出版和销售，是在一种开放的自主的大环境下完成的市场行为，尤其是要经过出版者的主动运作和读者自主认同和购买而产生。那些依靠行政命令等非市场因素而取得大销量的图书，理应排除在外，如中小学教材、“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著作，虽可发行几十万、上百万册甚至上亿册，也不能视为真正的畅销书，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图书不是经过正常的市场流通，被读者自主选择、主动购买的图书，而是“被动”地消费图书。明确了这一点后，还需避免两个认识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