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社会治理的手段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社会转型发展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相比之下，目前的社会治理，无论是定位、思路、模式或效果都无法进一步满足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手段，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社会治理主要有“法、理、情”三个社会控制手段。
一是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所谓“齐之以法”，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国”。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个人统治都不如法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影响。法律是正式社会制度，由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制定，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并由国家暴力机关作为顺利实施的后盾。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法治性一方面体现为法律面前一切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平等。坚持法治原则是有效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的前提，社会治理主体在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时应充分尊重法律，约束自身行为。为了有效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治理就必须运用于法治的手段，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
二是社会治理要“晓之以理”。所谓“晓之以理”，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以德治国”。这里的“理”，是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简单来说可以认为是道理、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是以德治国的重点。上面我们说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但是“齐之以法”必须和“晓之以理”相结合。法治社会中的主要社会规范，即法律，由人制定、由人执行，再完善的法律也不能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归根到底，法律从制定到执行都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依法治国必须靠人来实现。只有法律，没有人的能动社会行动，法治无从谈起。因此，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将法律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心的“理”，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法律无法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缺乏法内化为理的过程，再严格的法律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社会失范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三是社会治理要“动之以情”。所谓“动之以情”，就是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一切都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切都依靠人的行动促进发展，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完整的以人为本必须是二者的协调统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要从法律上进行社会规范，更要尊重社会成员，从情感上感化社会成员，才能有效缓解社会成员的偏激心理，化解社会矛盾。
5. 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
正确认识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将促使我们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在界定一个概念时，这些部分只是基础，而本质则是界定概念内涵的关键。因此，要科学地界定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抽象地揭示它的本质特征。
第一，行动性。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韦伯眼中的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的意义能够被人理解和说明的，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有以下四种：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香港学者莫庆联、甘炳光认为，社会行动是指是社会上各个群体提升自身的社会意识，通过集体行动，争取第三方支持，向得益者争取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享有应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果。而社会治理就是从一元主体走向多元主体，从责任集中走向责任共担，既有工具意义，又有价值内涵，使全社会能够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因此，从上述意义来看，社会治理本质的蕴含于社会行动，具有行动性特征。
第二，合作性。社会治理是一种合作性社会行动。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从主客体之间的主从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逐步从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转变为平等的合作过程。从权力运行方向上来看，权力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运行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双向运行，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主要通过“法、理、情”的手段，立足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各个利益和认同上的合作，进行有效社会治理。从预期目标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的管理工具，而是要在效率的基础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合作性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主、客体关系上，社会治理效果有赖于社会治理客体的合作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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