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原则中，由于其中含有“最高欲求”这样的表示层次性语词，也就表明了价值是具有层次性的，虽然孟子并没有表明“义”是最高的价值，但是，却试图证明了“义”是高于生的价值。
事实上，由于“行道之人”和“乞人”的行动中还蕴含了“尊严”（Y）的价值，因此，也就实际上还隐含了尊严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的意思。
同时，由于维护尊严的行动就是“义”价值的显示或体现，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义”也是高于尊严价值的。于是，我们看到了生命、尊严和义的价值系列。在这个系列中，生命价值和尊严价值是质料性价值，“义”则是形式价值。“义”（rightness）作为普遍的、无矛盾的价值，其实就是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就是康德式的理性价值。
如果我们像孟子那样将“生”看作是对象性的，即“活着的状态”，那么，“舍生”与“取义”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舍生”不过是一个对象性的行动，而“取义”则是对该行动所体现的价值的抉择；也就是说，“舍生”这个行动中已经蕴涵了“取义”。如果“舍生”事实上就是舍弃不义之生（舍弃没有尊严的生命），那么，“义”作为普遍价值是蕴含于“舍生”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最高价值就是一种形式价值（即合理性），也是普遍价值。
在价值具有层次性这个意义上，孟子的“舍生取义”原则恰恰就是一种价值抉择原则。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孟子不恰当地使用了“所欲”来表达价值目标，但这种“所欲”并不能被看作基于效用的后果，而应当看作是基于意志的动机。因此，由于孟子原则强调了一种非后果性的普遍性，它也就是道义论的，总体上看，它是一个价值道义论的原则。
三、从孟子的本心原则到康德的人性公式
应该说，孟子对普遍命题的逻辑否证是十分有力的，与康德关于行动准则的可普遍化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只要我们显示孟子论述中所隐含的前提，我们就可以从孟子的原则中推出康德的定言命令的第二表述，即人性公式。
在孟子原则的形式表述中，明确地表达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所欲”表达的是目的，而“用”则表达了手段。
但是，在孟子原则中还提到了最高目的，即“莫甚”之“所欲”。根据我们的道义论理解，最高目的必然是目的本身，不能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或者，最高目的意味着该目的不能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只能是其他目的作为该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最高目的不能作为手段。考虑到最高目的也可以作为自身的手段，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最高目的不能仅仅作为手段，而必须同时作为目的。
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达到康德的结论，人格中的人性（即孟子的最高目的）不能仅仅作为手段，而同时应该作为目的：“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5}当然，在孟子那里，并没有最高目的就是人格中的人性的说法，但我们似乎可以从他的论述中将“贤者”的“本心”替换为人格中的人性——关于“人性”与“本心”的可比较性，我们还将在最后作出。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上述从孟子到康德的论证并不是基于孟子的逻辑前提而作出的，孟子的论述中并没有“最高目的不能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这样一个前提。因此，我们还必须从孟子本人的文本出发来作出一个更严密的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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