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提出制度现代性的建构问题，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却具有深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性的分析，是从社会关系入手，通过对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推论出社会制度的概念，即社会制度是人类在实践中把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关系对象化的产物。[8]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们的各种交往中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在这些社会关系中，都围绕各自的轴心展开交往活动。其中，权力、利益和能力分别构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轴心要素。[10]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利益是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生产、交换和分配都围绕利益展开活动。在政治关系中，权力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人们的活动围绕实现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而展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能力是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既然社会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正式的规范体系，是社会关系的对象化的产物，[11]那么，不同的社会关系就对应着制度的不同层次。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权力制度、利益制度和能力制度。马克思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利益制度上，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统治社会的制度，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利益制度的扭曲反映；资本主义的权力制度则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通过三权分立的形式来掩盖资产阶级进行权力统治的实质；资本主义的能力制度则表现为人的异化和人性的完全丧失，资本控制人、分工限制人，资产阶级能力的充分发展是以广大无产阶级能力的相对萎缩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沦为“会说话的工具”。马克思从利益制度、权力制度、能力制度三个方面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性的框架，为我们分析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二、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生成逻辑
现代性在各国的境遇不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现代性更多地被置于批判的境地；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性则是未完成的目标。在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更多的表现为生成与建构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国家制度的问题。制度现代化，将最终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命运，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制度的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航程，也使得中国现代性的制度建构走向正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制度视角”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发展中，制度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制度现代性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在反思“文革”教训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
（一）制度与体制的区分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是由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对不同层次的制度应采取不同的态度。根本制度是决定国家根本道路和发展方向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各种体制和具体制度是根本制度在社会具体活动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社会具体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规定，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应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发展。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强调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3]（133）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坚持制度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邓小平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4]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支柱，“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4]（111）公有制占主体，表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同富裕，表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为了全体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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