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郝颖、刘星、林朝南提出，即以高管人员三年内持股数量的变化来衡量过度自信，认为若管理者在3年内对股票进行增持，且增加不是来自红股和业绩股，便称其存在过度自信。此后，叶蓓、袁建国（２００８）认为可以由年末所有管理人员持股总数量是否增加来衡量公司高管层是否表现为过度自信。虽然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较为普遍的方式是管理者持股数量变化，但相对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的并不常见，实施起来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另外，如分红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等，都是非自愿因素导致的持股数增加，也应剔除掉，细分起来较为繁杂且易出现错误，因此采用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2）企业盈利预测偏差。台湾学者Ｌｉｎ，Ｈｕ和Ｓｈｅｎ率先提出，以上市公司年度盈利预测情况是否超过实际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Ｈｒｉｂａｒ和Ｙａｎｇ发现管理者若存在过度自信特征，公司每年的业绩盈余预测就会普遍比实际情况好得多。王霞认为如果样本公司在观察期内至少出现一次盈利预测水平高于实际的情况，就将管理者视为过度自信。证监会于２００２年正式要求我国所有上市公司披露盈余预测指标，故采取这一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且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业绩预测的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取和收集，所以文章在研究中采用此方法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替代指标。

（3）管理者相对薪酬。Ｈａｙｗａｒｄ和Ｈａｍｂｒｉｃｋ认为管理者的相对报酬与其在公司中地位的重要程度呈正相关，而通常高地位意味着出现过度自信的高概率。姜付秀、张敏等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所有高管的薪酬之和”作为衡量指标，值越高显得管理者越自信。此种方法在我国的推行性较高，一般企业都会定期发布高管总薪酬及前三位高管薪酬之和，采取此度量方法获取的公司样本数据较为全面，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中用到。

（4）企业景气指数。余明桂、夏新平和邹振松采用了这一方法，当景气指数大于１００点时，表示企业处于趋于良好发展的状态，显示企业家对未来的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反之，当景气指数小于１００时，显示管理者持悲观态度。企业景气指数相对容易获取，但该指数按行业发布，无法体现独立上市公司的个体差异，若利用其进行实证研究，会使结果出现较大偏差。

（5）相关主流媒体的评价。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和Ｔａｔｅ以与ＣＥＯ相关的若干主流媒体对其所做出的评价为基础来判断ＣＥＯ是否存在过度自信，即以公共媒体对于管理者的评价作为判断其是否过度自信的依据。外界的评价很难进行量化，且用评价来弱化个人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有些牵强。

１．２ 企业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从字面上理解，便是超出公司理性的非正常性的投资支出，简单来说就是当企业制定投资于ＮＰＶ为负的项目的相关决策时，过度投资便随之产生。对公司来说，投资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其目的在于获取预期收益，以保证公司的继续经营和发展。而过度投资不仅超出企业可承受能力，导致现金流枯竭，而且项目ＮＰＶ为负不可能为企业带来任何价值。

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不得不提自由现金流的重要作用。企业的投资资金首先来源于自由现金流，企业在制定某一投资决策时，内部自由现金流是否充足是该决策能否顺利推行的硬性条件。而对过度自信管理者而言，充足时不需要向外部融资，可直接投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项目；不足时为了满足心理上投资的欲望仍需要大量筹资。而事实上，管理者会尽量使用内部资金，不愿向外部融资，更不愿负担融资带来的高成本，所以当内部现金流无法满足时，他们甚至会为了推行错误且无价值的项目而放弃掉一些ＮＰＶ为正的项目，因此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的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投资水平。

管理者在制定某一项目的投资决策时普遍会计算其ＮＰＶ，但实际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视企业不同的评估体系而定，或多或少会有些偏差。相对于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投资冲动，尽管有些投资项目按理论计算出的ＮＰＶ为负，但在具有高估回报、低估风险倾向的他们眼中也可能具有正ＮＰＶ，使得本身ＮＰＶ为负的项目也具有了投资机会，从而造成投资失误，引发过度投资。

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文献较多，用以衡量过度投资的替代指标也不尽相同，在国内学者中，比较通用的方法是采用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模型。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模型认为过度投资是在为保持企业日常经营和净现值为正的新投资项目基础上的超额投资支出，公司的新增投资支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预期的投资支出，其二则来自公司的非正常投资支出，其值可正可负，正意味着投资过度，负则表明投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