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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驳：只要我可以将他人的本心仅仅作为我的本心的手段而在道德上我又不应该如此，那么，我的本心就不再是我的最高目的。这种反驳是可能的吗？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我可以仅仅利用他人内心的一致性作为手段来实现我的内心的一致性。例如，某人的内心一致性在真诚方面表现为“说真话”，而我的内心的一致性为“信守承诺”。如果他的“说真话”仅仅作为我的“信守承诺”的手段，意味着他“说真话”仅仅是为了我“信守承诺”，更明确地，他仅仅为了我“信守承诺”而“说真话”，而不是他应该“说真话”。但是，如果他并不应该“说真话”，“说真话”就不可能成为他内心的一致性，即不可能作为他的最高目的；而这个结论显然与他已经将“说真话”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是矛盾的。
　　因此，他人的本心不可能仅仅作为我的本心的手段。
　　四、“本心”与“人性”
　　我们上述论证已经表明，从孟子的“本心原则”出发可以推出康德绝对律令的第二表述，即“人性公式”，而孟子的最高所欲（“莫甚”之“所欲”）事实上就是康德的道德义务。如果我们将“最高目的”理解为“目的本身”或“自为的目的”，即不再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孟子与康德的一致性就更明显了。
　　在前面的论证中，我们已经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人性”（humanity）与孟子“本心”概念对应起来。康德本人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更多的说明，在康德哲学的研究者那里，这个概念现在更经常地被诠释为理性能力（rational capacity）：“我们的‘人性’是使得我们特别地成为人的特征的集合，它们包括采取自我导向之理性行为、追求我们自身的目的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的与此必然相关的能力”。{6}
　　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对它们作出一个形式的对应，因为这对于我们仅仅探寻道德原则的目标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在内容上，“本心”可以看作是孟子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综合体和原发型态。同样地，孟子的“贤者”也可以对应于康德的“人格”（person）：贤者是一个有德性的人（person），也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不受习俗和好恶的影响，而坚持原初德性或尊重规律。
　　不同的是，孟子强调了价值抉择，而康德似乎没有更多地涉及（尽管他说过，“目的王国中的一切，要么有价值，要么有尊严”）。不过，我们也应该指出的是，论证康德道义论同时也是一种基于价值的道义论（value-based deontology）的格拉斯戈，恰好关注了对人格和人性概念的价值论诠释，他表明，康德的人格和人性概念就是包含了丰富质料性价值的形式概念{7}；其实，即使舍勒强烈地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但是，他的价值论伦理学却恰恰是从人格概念出发的{8}。
　　在孟子那里，“义”应当是最基本的价值，也是最高的价值，它为其他一切价值奠基，并使得它们成为可能：道德的生命和尊严都蕴涵了“义”，即合理性。那么，“本心”与“义”的关系如何呢？“义”是一种形式价值，而“本心”则是一种保持自我一致性的形式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将“义”的要求贯彻于人的行为，要满足这种要求，“本心”必须具有两种能力，首先是自我认知能力，然后是规范能力。前者将我的行为归于我本人而不是别人，后者要求我“一以贯之”地履行这样的行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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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本心原则与康德的人性公式

2014-10-14 09:26　来源: 互联网作者：颜青山浏览次数 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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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本心原则与康德的人性公式 2014-10-14 09:26 来源: 互联网 作者：颜青山 浏览次数 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