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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悲剧中的悲剧，是不幸“为人生所固有”、普通人相互关系“交施之而交害之”，无特别的恶人祸首（超善恶二元论）。（怪谁？贾母、凤姐、袭人？《奥赛罗》中的雅葛；《威尼斯商人》中的歇洛克；古希腊悲剧中的伊第普斯王，以及罗、朱）可与韦伯多神世界的降临相联系。林毓生教授所谓“无解的悲剧命运”也类此。
　　3.欲=生活=痛苦。玉即欲。玉，既是欲，又是无欲（人的灵明本性，见《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通灵玉蒙蔽遇双真”。喻之二柄。）欲望的解放，是现代性的主题（食色即现代性的正名化，是现代性的根本动力。人性解放，恢复自然本性，反对禁欲）。王氏说生活之欲及其惩罚（罪与罚）即生活本质，已看透“解放”所带来的后果，智人化解放而为解脱，开启历史人生的另一向度（晴日、海岸、脱网、出笼、天使、梦、匣剑帷灯、意淫）。似比鲁迅的《阿Q正传》高明许多，《阿Q》是说凡是超脱欲望的，都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酸葡萄心理。但是如果承认：那欲望所得到的，也不过是“罚”（欲欲不尽），就比鲁迅看得高明（拥有和得到，是相互依存与彼此成理，核心是主体对客体的对列哲学，这是现代性的根本。而美学之目的，在于忘却物我之关系）。
　　4.两种解脱：一是疲于生活之欲而解脱，是宗教的（惜春、紫鹃是也，前现代的，逃遁式的）；二是顺承生活之欲，而又以智力审美观玩之，而得到解脱，是审美的、悲剧的、文学的、诗歌的（宝玉，乃《红楼梦》主角的理由所在，《红》的精神即在此。是现代的，非逃遁式的）即禅宗所谓“深深海底行”。现代性的态度是顺承式的，因而，是悲剧性的、诗歌的（感性、真实、冲突。韦伯“看我能承受多少”是最深刻的一句形容现代性的话。）“北方文学，不为离世绝俗之举，才有诗歌。”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借来“欧穆亚”（Humour）这一观念。叔本华：“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抵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5.文艺、美术，本质是由清心寡欲而自娱，以纯知纯想安顿生命。王氏这一论述，背后是传统的、清教式的，其实传统中即有现代，与现代价值可以相通。这是响应现代性的形上层面的缺失、科学一元主义优势。蔡元培有相同的努力。现代价值即：（1）以形式理性为目的（引申为以工作为天职，而不是以工作带来的功利好处为目的，为思而思、为艺术而艺术）。（2）对工具理性的制衡，对实用理性的淡化。后来的五四，将此传统中的现代性丢失了，以工具理性统制一切。
　　6.“生平颇忆挈卢敖，东过蓬莱浴海涛。”（李白“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挈卢敖游太空”）个人的解放（解脱），以最大多数人的解放（解脱）为条件；而后者之不可能解脱，依世界有限、人生无限的本质，可以断定。所以好的伦理学，也与《红》一样，只是文学诗歌，只是理想、梦。生生主义（解放），与无生主义（解脱），本质上都只是“虚拟的救济”。（依叔本华，意志既然是同物，就没有“我”，那么，个人的解脱，即小我的解脱，本身就是矛盾的）钱锺书又发现一个矛盾：依叔本华，满足即痛苦，去欲即欢乐，那么，《红》的真正悲剧，应是大团圆的结合。然而，《红》并不团圆，或者，悲剧不仅不存在于团圆，而且存在于缺失、分离。因此，从叔本华哲学看来，《红》并不是真正的悲剧。钱锺书进而认为，《红》不符合悲剧的哲学定义，这表明，文学与哲学并不是一回事。
　　7.王国维之死，即道成肉身，道即对现代性命运的承受；道成肉身，即转型时代的文化先知。王恩洋《王国维先生之思想》说：“王氏对解脱的评价之高，与其求解脱之情之热烈，……何不出家证道？何为考古、自杀？”这是不懂王国维并不是一传统中人，不懂得他对现代性有很深的了解；然而有人将之归于“矛盾”（叶嘉莹），亦是不懂得现代性命运要慧觉者来肉身承当，即“深深海底行”，以身证（示）道。启示是：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挑战，才能证明生命的意义（逃不行，同流合污更不行）；必须有现代立场，才能证明古典情怀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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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咏：陈宝琛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之心灵诗学

2014-11-20 10:02　来源: 互联网作者：胡晓明浏览次数 3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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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咏：陈宝琛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之心灵诗学 2014-11-20 10:02 来源: 互联网 作者：胡晓明 浏览次数 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