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落花诗中古典今事的笺解，参读邓小军《吴宓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韵笺证稿》载《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合刊，第293-299页。 。本文要强调指出的是：（1）在一个众人趋新、纷纷放弃传统、拥抱政治权势的潮流中，诗人要做文化遗民。（2）这是吴宓在大变动时代的严肃誓言，表示对于晦冥天地里坚守文明与文化价值、以文明抵抗“野烧”的决心。（3）歌咏落花，成为一种秘传的心灵诗学的符语，成为一种灵魂生命的归宗。最近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可以证明上述结论。如1958年受批判时，仍坚持落花之咏的文化信念，明确表示：“自1903《国粹学报》，宓即知即忧中国文化之亡，1928年作落花诗，即有殉身之志。”[11]1955年哀叹沧桑巨变：
自解放六年以来，宓每深切感觉，华夏数千年之礼教风俗、衣冠文物，我生所寝馈之中西学术典籍思想文艺，以及吾父吾师吾戚吾友之声音笑貌、风度言谈，昨日尚在者，今日忽尔尽亡。盖从来沧桑之变，未有如近年中国之全且骤者。[12]
明确抵抗文化专制，是吴宓的生命实践。1962年论及“强驱全中国人为彼等所信奉之思想……其结果，则中国数千年之文字、文学、文化全亡。而解放后全国之学术文艺衰退不知多少……盖彼之私，实远过于民族征服者之私，而中国之为中国，亦仅矣！”[13]而落花诗之“殉道”，也正如他自言坚持作日记之动机，即“明道”、“证道”：
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窃仿顾炎武《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盛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14]
这样，诗与政治与文化生命实践，已然贯通为一。
四、陈寅恪的文化诗学关于陈寅恪的部分，是由《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稿》的一部分改写而成。请参《九州岛学林》2005年夏季号，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1988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接近完成，欲“起寅恪先生于九原”，为《新编》“作第三次之审查”，写了《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提到了俞曲园参加会试极受曾国藩赏识的那首有名的落花诗句：“花落春犹在”。他写道：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而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15]
冯先生的这段话，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了王、陈与落花诗的深刻联系。
（一）与落花诗谱系的自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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